定会有人出来负责。
“你会说你的专长是牵引机，”我对斯柳尼科夫说，他曾是牵引机工厂的主管，“你会说你不懂辐射的影响，但我是物理学家，我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
可从他的角度来看，这又算得了什么？几个教授，一群物理学家，凭什么告诉中央委员会该怎么做？不，他们并不是罪犯集团，更应该说是无知和盲从的团体。他们的生活原则，他们从那个大机器那里唯一学来的事，就是不要出风头，大家开心就好。
斯柳尼科夫不久后就被召唤到莫斯科，升官了。这个阴险的家伙！我打赌，戈尔巴乔夫一定亲自从克里姆林宫打电话给他，大概会说，我希望你们白俄罗斯人不要恐慌，西方世界正在引起骚动。
如果你不讨好你的长官，那么你就会失去升官的机会，失去出国旅行的机会，也会失去那栋别墅。如果我们仍在封闭的体制内，仍在铁幕之下，人们恐怕至今还住在反应炉旁边。他们会掩盖一切！想想克什特姆和塞米巴拉金斯克——你懂吗？我们还活在斯大林的国家里。
依照当时我们的民防教育指导，在可能遭遇核子攻击或发生核子意外的情况下，全民都应实行碘剂预防措施，这是在有危险时就应采取的行动。我们这里每小时有三千毫伦琴的辐射量，但他们担心的不是人民，而是自己的地位。
这个国家属于当权者，国家永远摆在第一。他们大可以找出别的方法来实行预防——不需要公布，也不会造成恐慌。他们大可以把碘投放到水库里，或加在牛奶里。市内已备有七百公斤的浓缩碘来应付这种状况，但这些浓缩碘统统原封不动。人们害怕上级长官的程度，甚于害怕原子。所有人都在等待命令，等待电话，没有人行动。
我的公文包里带着一个辐射剂量计。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再让我与重要人士会面，他们已对我感到厌烦，所以我带着辐射剂量计到接待室，测量那些秘书或私人司机的甲状腺。有时候这样做很有效，他们会感到害怕，然后让我进去。
这时有人对我说：“教授，为什么你要这样到处吓人？你认为你是唯一关心白俄罗斯人民的人吗？更何况，人免不了一死，就像人难免因为吸烟、车祸或自杀而死一样。”
他们嘲笑乌克兰人。乌克兰人跪在克里姆林宫前，恳求得到更多资金、药物和辐射测量装备（这些装备数量不足）。与此同时，我们的斯柳尼科夫却只花了十五分钟处理这种状况：“一切都没事，我们会自行解决。”
大家都称赞他：“我们的白俄罗斯兄弟，这么做就对了！”想想这微不足道的赞美，是用多少生命换来的？
我手里有资料，能证明那些长官都服用过碘剂。我研究所的同事帮他们检查时，他们有干净的甲状腺，不可能没服用过碘。他们还私下把自己的孩子送走，以防万一。当他们进到隔离区时，他们会戴上防毒面具和特制的外衣——这些装备是大家所没有的。他们在明斯克拥有专用的家畜，这也早已不是秘密了——每一头牛都有编号，并且严加管控。他们有专用的土地、专用的苗床，有专人来监督。最令人恶心的是，他们中间没人敢出来负责！
当他们不再接见我之后，我就改用信件轰炸他们。我把正式的报告寄到各地，寄给每个名人，寄给整个指挥体系。四份文件夹，每份两百五十页，写的全是实情。所有文件我都备份了，以防万一。一份放在研究所的办公室，另一份放在家里，交给我妻子藏了起来。为什么我要备份呢？因为在我们的国家不得不这样做。我总是亲自锁上办公室的门，但有一次我出差回来后，那些文件都不见了。
我是在乌克兰长大的，我的祖先是哥萨克人，我也有哥萨克人的个性。我不停地写，我不停地呼吁：“你们要救救这些人！要立刻撤离他们！”
我们不停地在各地游走。我们的研究所率先画出了污染区的地图，整个南边都是红色的。
这些都已成为历史了——一个罪行的历史。
他们把研究所全部的辐射测量装备都拿走了，没有任何说明就没收了装备。我在家里开始接到恐吓电话：“教授，不要再使人民恐慌了，你的下场恐怕会很惨。想知道会有多惨吗？我们可以让你见识一下。”他们用恐吓的手段向研究所的科学家施压。
我写信给莫斯科。
随后，国家科学院院长普拉托洛夫接见了我：“你不会被白俄罗斯人民所遗忘，你为他们付出了很多，但你不应该写信到莫斯科，这不是个好主意。他们现在要我把你撤职。为什么你要写信？难道你不知道自己在跟什么人对抗吗？”
好吧，我手里有地图和数据，而他们有什么？他们可以把我关到精神病院，我曾被他们这样威胁过。他们说可以保证我会发生意外车祸——我也收到过警告。他们可以让我受到法庭审判，罪名是从事反苏联活动，或者因为研究所里不见了一盒钉子。
然后，我被他们拉上法庭审判了。
他们达到了目的，我心脏病发作了。（沉默不语）
我把一切都写下来了，都装在这个文件夹里。里面写的都是事实，没有添油加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