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有一件事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你看到一间房子，以为里面是空的，打开门，却看到一只猫和小孩写的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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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征召，任务是不让居民回疏散的村子。我们架路障，盖观察哨，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叫我们“游击队”。那段时期很和平，我们却穿着军服站在那里，农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例如：他们为什么不能从自己的院子拿水桶、陶罐、锯子、斧头？为什么不能收作物？
你该怎么跟他们解释？真实的情况是——士兵站在道路的一边，阻止居民进入，另一边却可以看到牛在吃草，收割机嗡嗡作响，卡车运载作物。老妇人哭着说：“年轻人，让我们进去，这是我们的土地和房子。”她们给我们鸡蛋、培根和自制的伏特加，为她们被污染的土地、家具和财产哭泣。
那个地方会颠覆你的想法，事情的条理都被打乱。女人挤牛奶，旁边站着一个士兵，确保她挤完后把牛奶倒在地上；老妇人拿着一篮鸡蛋，旁边一名士兵陪着她走，看着她把蛋埋起来。农民悉心呵护他们宝贵的马铃薯，偷偷摸摸收割，其实他们应该把马铃薯埋起来。最糟糕也最令人费解的是，一切都那么美！那是最糟的部分，你放眼望去，一切事物都好美。所有人的表情都很疯狂，包括我们的在内，我再也不会看到那种表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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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军人，军人应该奉命行事，不过我也想展示英勇，那是我们应尽的本分。政治人物发表演说，广播、电视都播送相关新闻。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有些人接受采访，是因为想在电视上露脸，有些人只把它当成工作，然后还有第三种人——我遇到的几乎都是这种，我们想英勇助人。我们的待遇还算优渥，但是钱对我们来说好像完全不重要。我平常的薪水是四百卢布，在那里可以领到一千卢布，后来有人说：“他们领了一大堆钱，现在回来可以买他们的第一辆车和添购家具了。”听到那种话你当然难过，因为我们不是为了钱才去那里。
出发之前我很害怕，不过一到那里就不怕了。我们奉命行事，夜以继日地工作和执行任务。我想坐在直升机上观察反应炉，看看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禁止我们这么做。我的医疗卡上注明我接受到的辐射剂量是二十一伦琴，不过我不确定那是真的。程序很简单：你飞到省会切尔诺贝利——对了，那座城市很小，和我当初想象的不一样。一个人拿辐射探测仪在离核电厂十到十五公里外的地方测量背景辐射，然后把测量结果乘上我们每天飞行的时数。但是我要从那里飞到反应炉附近，有些地方是八十伦琴，有些是一百二十伦琴。有几天晚上，我得绕着反应炉飞两小时。我们用红外线拍摄，照片里的石墨碎片看起来就像辐射，不过你白天看不到。
我跟一些科学家聊，一个科学家说：“你用舌头舔直升机也不会怎样。”另一个说：“你飞行时没有保护措施，不想活啦？你要把自己包起来！”
我们把铅衬在直升机的座位下方，还自己制作铅背心，后来才知道这样能防止一种射线，另一种却不行。我们从早飞到晚，那没什么了不起，只是努力工作罢了。我们晚上看电视里转播的世界杯，所以聊了很多关于足球的事。
大概三年之后，我们才开始思考这件事。其中一个家伙生病了，然后又有一个，有人死了，另一个发疯自杀。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回想这件事的，但是还要等二三十年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对于我来说，阿富汗——我在那里待了两年，还有切尔诺贝利——我在那里待了三个月，都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经历。
我没有告诉父母我被派到切尔诺贝利。我的弟弟在《消息报》上看到我的照片，拿去给妈妈看。“你看，”他说，“他是英雄！”我的母亲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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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开车途中，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在微弱的银色光线下，路边散落着像水晶一样的东西，那是……我们当时朝卡林科威契的方向开，经过莫吉尔，就在那里发现闪闪发光的东西，大家都在讨论。我们工作时，注意到叶片上有细细的小洞，尤其是樱桃树。我们摘黄瓜、西红柿，发现叶子上也有这种黑洞，我们边骂脏话边吃。
我去了。我不用去，可是我自愿过去。刚开始，你不会看到漠不关心的人，只有到后来，大家都习惯了，你会看到空洞的眼神。我想拿奖牌？想得到好处？狗屁！我什么都不需要。公寓、汽车，还有什么？没错，度假小屋，我都有了。但是去那里服务有一种魅力，那是男子汉才会做的事，其他人大可以躲在女人的裙子里。有些人的妻子怀孕了，有些人的孩子才几个月大，三分之一的人遭到灼伤，大家都咒骂自己，可是他们还是去了。
回家之后，我脱掉所有在那里穿过的衣服，丢进垃圾滑运槽。我把帽子送给我的小儿子，因为他真的很想要，他每时每刻都戴着那顶帽子。
两年后，他们诊断出他长了脑瘤……剩下的你自己写，我不想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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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从阿富汗回来，正打算好好享受生活，马上结婚。可是红色的“特别召集令”不到一小时就送到我家，我的妈妈当场就哭了，她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