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散过程，他们先撤离小孩，让他们坐上大巴士。
我突然发现自己开始拍摄战争电影常见的场景，人们的举止也很像电影的画面，如同很多人喜欢的《雁南飞》里的场景——滴眼泪，简短的告别。原来我们都在寻找熟悉的行为模式，希望呈现出那个时刻该有的样子，符合我们记忆中的模样。女孩对妈妈挥手的方式就像在说：“一切都很好，我很勇敢，我们会胜利！”
我以为明斯克也会疏散。我怎样和我的妻儿道别？我想象自己摆出相同的表情：我们会胜利！我们是勇士！我从小就记得父亲穿军装的模样，虽然他根本不是军人。为金钱而烦恼是资产阶级才做的事，为自己的生活烦恼代表不爱国，饥饿才是正常的。我们的父母经历过大灾难，我们也要熬过这一关，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这就是我们成长的背景，如果我们只是每天工作、酒足饭饱，那就太奇怪了，我们怎么能过那种生活！
我们和清理人一起住在技术学院的宿舍。那些清理人都很年轻，他们送了我们一皮箱伏特加，说对消除辐射有帮助。
有一天，我们听说宿舍有一群女护士。那些家伙说：“啊，好玩了。”两个人跑去看，回来时眼睛差点弹出来。
那些女孩在走廊上，穿着睡衣和有绑绳的卫生裤，绳子拖在地上，衣服松垮垮的，可她们都不在乎。所有衣物都很旧，也不合身，就像挂在衣架上似的挂在她们身上。有些人穿拖鞋，有些人穿着快散开的旧靴子。她们也穿经过化学处理的半身橡胶衣，有些人连睡觉都不脱，那是很可怕的景象。
她们其实不是护士，只是军事研究部的人。他们把她们拉出来，告诉她们只需要待一个周末，但是我们到那里时，她们已经在隔离区待了一个月。她们说，她们被带到反应炉旁检视烧伤的人，只有她们和我们提过和烧伤有关的事。我仿佛还看得到那些如梦游般在宿舍走动的女孩。
报纸说还好风是往另一边吹，不是朝基辅吹。好吧，但是风朝着白俄罗斯吹，吹向我和我的尤厘克。我们在森林里择白菜，老天，当时怎么没人警告我们？我们离开森林，回到明斯克后，有一天我搭公交车上班，无意间听到一群人在聊天，说一个到切尔诺贝利拍片的摄影师在那里被烧死。我心想，那个人是谁，不知道我认不认识。然后他们说他“很年轻，有两个小孩”，名字叫“维佳·古列维奇”。
我们的确有一个年轻摄影师叫那个名字，但是两个小孩，他怎么没告诉我们？快到工作室时，有人更正：“不是古列维奇，是谢尔盖·古林。”天啊，那是我的名字！现在讲起来很好笑，但是我走向工作室时，一路上都担心我打开门会看到他们在举办告别仪式，墙上挂着我的照片，然后又荒谬地想：“他们从哪里找来我的照片？人力资源部？”
传言是怎么出现的？我想是因为事件规模和受害人数不成正比。例如库尔斯克会战，死了好几千人，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里，一开始只死了大概七名消防队员，后来又多了几个，但是之后的说法就太抽象了，我们无法理解——“几代人后”“永远”“没事”，所以传闻就出现了：三头鸟，鸡啄死狐狸，无毛刺猬，等等。
后来他们又要派人去隔离区，一名摄影师拿了医师证明，说他有溃疡，不能去，另一个在度假。他们把我叫去，说：“你得再去一次。”
“但是我才刚回来。”
“你已经去过了，所以对你来说没什么差别，而且你已经有小孩，其他人都还年轻。”
搞什么，也许我想生五六个小孩！他们开始对我施压，例如说：“我们马上要重新评估薪水，你有这个资历就可以加薪。”
那是既悲哀又可笑的故事，我几乎记不得了。
我曾拍摄待过集中营的人，他们都尽量避免和对方见面，我了解那种感觉，聚在一起回想战争，会有些不自在。共同经历过那种屈辱，目睹过人在最恶劣情况下是什么模样的人，会避免和对方见面。我不太想讲我在切尔诺贝利感受到的一些事，例如所有人道主义的概念都是相对的，在极端状态下，人的表现不会像书里描述的，而是正好相反，人不是英雄。
我们都是传播世界末日的人，有大有小。我的心里有一些画面：集体农场的主席要两辆车，因为他得运送家人和所有衣服家具，所以党部也要一辆车，这样才公平。而同时，他们好几天都找不到汽车运送托儿所的一群小孩。
两辆车都塞不下主席的所有家当，包括三升果酱和泡菜罐，我看着他们打包，却没有拍下来。（突然笑了起来）我们到店里买了香肠和罐头，却不敢吃，又不想扔掉，就一直放在车上。（变得严肃）我发现世界末日时，邪恶的机制也照样运作，人们仍然说三道四，拍大官马屁，大官带着他的电视机和丑陋的皮草，一直到世界末日都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我很难过，因为我无法替拍摄团队争取到任何好处。其中一个人需要公寓，我去找工会委员会：“帮帮忙吧，我们在隔离区待了六个月，应该给我们补贴。”
他们说：“好吧，把你们的证书带来，我需要证书，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