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里，文笙接到克俞的电话，说仁桢不见了。
文笙的脑子木了一下。就听见克俞说，这几天杭州在闹学潮。上海的情形也差不多，想必你也看见了。同宿舍的人说，那天她和同学一起参加游行，有三天没有回来了。
后面的话，文笙并未听得很清晰。他极力地让自己镇静下来，对克俞说，我马上就到杭州来。
文笙下了火车，并未如他想象，到处是熙攘的人群。杭州依然是平静的。但似乎有一种残留的郁躁，隐隐地，从这城市的空气中散发着。他额头上渗出了薄薄的汗。
他与克俞坐在人力车上，往杭大的方向去。西湖边上绿柳成荫，有些微的风，吹拂到他脸上。一个老人坐在自家门前的石凳上，拉二胡。拉得不很好，琴声平朴粗砺，并不幽怨。听起来，令人想到的，不过是这城市的寻常民生，日复一日，波澜不惊。他们远了，这琴声仍然追过来，星星点点，让文笙好受了些。
待下了车，他还是一脸没着落的样子。茫茫然间一仰头，恰望着白塔在葱茏间矗着，觉得就在面前。可有些游云，笼过来，一时间塔又远了。克俞看着他愣神，正想要叫他。这时候，见一个男学生跑过来，向他们手里塞了一张传单，又疾步走开了。文笙看那粉色传单上写了“反饥饿，要和平”的字样，旁边是几只挥舞的拳头，筋络毕现。他心里一阵紧。
他们走进“韦斋”，找到与仁桢同宿舍的同学。这姑娘还认得文笙，远远地望见他，便大声说，仁桢回来了。
文笙只觉得胸前的石头落地，张一张口，才问出来，她在哪里？
那同学便说，给教务处叫去问话。别担心，她好得很。
大约半个时辰，终于见仁桢沿着阶梯走下来。一些阳光穿过树荫，落在她脸上。文笙看她抬起手，在眼前遮挡着，看不见眉目。她走得有些慢，脚步也不及以往劲健。
文笙缓缓地站起来。仁桢看见他，也一愣。她瘦了，便显得颧骨高了，脸庞竟也显出一层苍黑来。
克俞说，仁桢，你让文笙好心焦。
文笙不说话，他只是沉默着，眼光有些发直，似乎在辨认一个似曾相识的人。他向仁桢抬起手，停一停，终于垂下来。他问，你去了哪里？
仁桢挨着他坐下来，说，南京。
文笙说，南京？
仁桢感到了他声音里的冷。她低下头，慢慢地说，二十号国民参政会开幕。中央大学和金女大的学生组织了请愿游行。我们几个，和上海苏州的学生代表，赶过去声援他们。
文笙转过脸去，看着仁桢。他说，和你同去的一个同学，被打成了重伤，现在还在医院里昏迷，对吗？
仁桢听了，抬起手，下意识地想遮住颈项上一处青紫的伤痕。此时，她的目光，却撞上了文笙的眼睛。没防备地，她看见一颗泪，从文笙的眼角渗出，沿着青白色的面庞滑落。
这泪在她心头击打了一下。她听到文笙的声音，彷佛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文笙说，仁桢，你不要变成二姐。
这句话，让仁桢倏然坚硬。她说，我和我姐，原本并没有不同。
他们在对视间，静止了。文笙终于站起来，背过了身，他向前走了几步，轻轻说，是不同的，你还有我。
他没有再回头。一径走出了大门，拾级而下。克俞叹一口气，跟出去。仁桢也紧了几步，终于停在了门口。她看着文笙年轻的身形，竟有些佝偻。夕阳的光线，斜斜地照过来，将他的影子，投射在了有些崎岖的青石板阶梯上。长长的一道，曲曲折折。
民国三十六年的夏天，上海格外的热。市面上，各种传闻甚嚣尘上。卢家在天津的“丽昌”分号结业。
这一天，文笙从柜上回来，看见“晋茂恒”的大门跟前，有个人，懒懒地靠在路灯杆子站着。人辨不真切。这路灯坏了快有半个月，也不见有人来修。报馆街不比往年，如今办报看报的人都少了，寥落了很多。文笙不免警醒了些，小心走过去，避开那个人。却听见有人唤他，文笙。
他一个激灵，回过头，看路灯底下站着的，是永安。一身短打，戴着顶看不出颜色的鸭舌帽，松松垮垮地，站在他面前。
大哥……永安截住他的话头，低声道，我们上去说。
走到屋里头，永安才将帽子取下来。一头散乱的头发，粘腻地纠缠。文笙绞了个毛巾把，递给他。永安接过来，狠狠地擦了一把脸，说，天王老子要热死个人。我等了你快一个时辰。
文笙说，怎么不上来等。
永安愣一愣，说，底下好，不想叫人问东问西。
因为多时不见，兄弟两个都有些生分。各自心里有话，客气着。过了许久，永安才问，最近生意可好？
文笙摇摇头。
永安说，上海是难混些，一时一时的。
文笙说，娘想让我回襄城去。哦，楼下的阿根走了，得了肺病老不好，要回乡下养。
永安说，一个卖药的，自个儿倒落下了病。这大上海是不养人。
两人谈得有些不咸不淡，过了一会儿，文笙终于说，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