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起桌上零碎的纸片，并用掌边拂拭那些让人难堪的积尘，另一只手用作簸箕，把垃圾倒进桌边的纸篓里。好了，这下好多了。他坐下来，隔着办公桌与那个端坐的女人四目相对。丈夫与妻子。
“我终于找到答案了。我必须告诉你。”她说。
答案？问题是什么？
“好，你说吧。”他说。
她点点头。“我最初尝试着从笑入手，因为你喜欢笑。”她说，脸上却没有一丝笑意，“你见过的，我读的那些书。”
他想了想。没错，这样就能解释她为什么会读那些书。过去几个月里，她从最钟爱的科英布拉书商那里订购了阿里斯托芬、莎士比亚、洛佩·德·维加、莫里哀、乔治·费多的戏剧和几本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斯威夫特、伏尔泰的大部头。读这些书时，她总是正襟危坐。他自己没读过这些高深的书，也猜不透她为什么要读。不过他对她的事从不干涉。
“幽默不适合用来解读宗教，”她继续说，“幽默或许能够指出宗教的诸多过失——比如屡见不鲜的道德沦丧的神父，或是假借耶稣之名的嗜血狂魔——但是幽默无法带来真正的宗教启迪。那只是为了幽默而幽默。更糟的是，幽默会曲解宗教，因为宗教当中容不得轻佻——我们不要误把轻佻和快乐混为一谈。宗教中充满了快乐。宗教就是快乐。所以，轻佻地嘲笑宗教，就会不得要领。倘若你只是想找乐子，倒也无伤大雅；但如果你想真心悟道，那就误入歧途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虽然明白得有点儿晚了，但我想我能懂。”他回答。
“然后我试着读童书，欧塞比奥。耶稣不是说过，我们必须像小孩子一样承受神国 (5) 吗？所以我重读了从前我们念给雷纳托、路易莎和安东听的那些书。”
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三个孩子小时候的样貌。那几个小家伙面对母亲的喋喋不休，仿佛热带的孩子对付多雨的天气——他们不顾大雨滂沱，跑到屋外的水洼里尽情嬉戏，放声大笑。她从不会因为这些欢声笑语而气恼。他努力把注意力拉回到妻子身上。
“这些书唤起了许多幸福的回忆，同时我也有些伤感，因为孩子们都长大了。但是它们毫无宗教上的启迪。于是我继续寻找。然后，答案赫然出现在我面前，灵感就来自你最喜欢的作家。”
“是吗？真有意思。当时我见你一头钻进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还以为你想在刻苦研究之余休息一下。”
他和她都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忠实读者。从最早的《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开始，他们读过她所有的书。多亏了葡萄牙侦探小说协会的不懈努力，她的每本小说一被翻译成葡萄牙文，他们就能收到新书。葡萄牙读者总是翘首企盼，所以翻译进行得很迅速。这对夫妻都懂得不要在对方沉浸在新书中时前去打搅。等到两人都读完了，他们会一同重温案情，讨论那些自己本该捕捉到的线索以及误导他们走入死胡同的破案思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明星侦探是赫尔克里·波洛——一个自负、长相古怪的小个子比利时男人。不过在波洛那颗鸡蛋形的脑袋里藏着最敏锐最具洞察力的大脑。他的“灰色细胞”（他这样称呼自己的大脑）永远忠于理性，总是有条不紊地运转。那些细胞总能觉察到他人视而不见的细节。
“《尼罗河上的惨案》真是一本天才之作！她的下一本书应该快出了。”他说。
“肯定快了。”
“你从阿加莎·克里斯蒂那里找到了什么答案？”
“先让我回顾一下心路历程，”她回答，“这条路蜿蜒曲折，所以你一定要专心听。我们先从耶稣的神迹讲起。”
耶稣的神迹。她最爱的话题之一。他瞥了一眼显微镜旁边的钟。今夜会很漫长。
“你的显微镜有什么问题吗？”妻子问。
“没问题。”
“在显微镜里看到的东西对你理解耶稣的神迹毫无帮助。”
“你说得对。”
“盯着钟看也不能拯救你的未来。”
“你说得很对。你渴吗？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你要不要喝口水？”
“用那个杯子？”她不屑地瞥了眼书桌上那个脏兮兮的玻璃杯。
“我会把它洗干净。”
“这还差不多。我暂时还不渴。不过你提到了水，还真是切题——我们等会儿再回来说水。现在，听仔细了。耶稣的神迹——他有那么多神迹，如果我们认真想想，会发现它们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施惠于人身体的神迹。这类神迹有很多。耶稣让盲人复明，聋子复聪，哑巴开口，瘸子走路。他缓解高烧，治愈癫痫，祛除心理疾病。他帮助麻风病人摆脱病痛。一个饱受血漏之苦十二年的女人触摸了他的斗篷，出血立刻止住了。当然，他还令死者复生：不仅有睚鲁的女儿和拿因城寡妇的独子——这两人都刚刚死去；还有拉撒路——他死了足足四天，尸体已经开始发臭。我们可以把这一类称为耶稣的医疗神迹，它们在他的神迹中占了绝大部分。”
欧塞比奥想起今天早些时候他做的尸检，想起那些散发出死亡恶臭的躯体。那具糜烂肿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