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的奎因先生》《ABC谋杀案》《埃奇威尔爵士之死》《罗杰疑案》《斯泰尔斯庄园奇案》《死亡草》《死亡之犬》《斯塔福特疑案》《东方快车谋杀案》《沉默的证人》《悬崖山庄奇案》。这么多封面鲜亮的精装本，全堆在他的桌上，其中几本砰然落地。
“最初我是在重读《东方快车谋杀案》时忽然萌发这个想法的。我注意到列车从东方开来。故事围绕着十三名乘客展开，其中一个是恶棍，是犹大。我注意到这些乘客来自各行各业，拥有各种国籍。我注意到其中一个调查人员，赫尔克里·波洛的助手，康斯坦丁医生。耶稣的故事不也是个东方故事，并且因为另一位康斯坦丁 (11) 而被世人传颂吗？耶稣不也有十二位门徒，其中一个不就是犹大吗？巴勒斯坦不也是一列混杂着各国籍民众的东方快车吗？赫尔克里·波洛的外国人长相常遭人指指点点，每次却总要靠他解开谜题。救世的异邦人——这不也是看待耶稣的一个角度吗？这些发现引导我用新的眼光来审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
“我注意到一系列事件。每个不经意的事件都暗藏玄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是对于有启示性的线索的叙述，因此语言直白简明，段落和章节短小庞杂，和福音书一样。只有关键点才会被讲到。侦探小说和福音书一样，也在去芜存菁。
“我注意到，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里几乎完全见不到孩子，因为谋杀案无疑只是成年人的娱乐；孩子在福音书里基本也没有出现，因为福音书同样只针对成年人。
“我注意到那些洞悉真相的人总是遭到怀疑和蔑视。那显然也是耶稣的遭遇。但是看看年迈的马普尔小姐，她总能洞悉真相，所有人却对此感到惊讶。赫尔克里·波洛也一样。那个怪模怪样的小个子男人怎么可能洞悉一切？但他确实洞悉一切。这是温和者的胜利——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如此，在福音书里同样如此。
“最严重的罪行莫过于夺走一条生命，这一直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故事的核心。这也是耶稣故事的核心。在这两类故事的叙述中，不计其数的角色被简要地介绍，都出于同一个目的：将所有嫌疑人罗列在读者面前，让他们观察谁屈从于恶魔的诱惑，谁却不为所动。坚忍与懦弱并立，在福音书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里都是如此。在这两类故事里，灵感出现的方式如出一辙：我们被告知事实，但事实本身善恶难辨；然后我们获得一种解读，这种解读为事实赋予意义。耶稣的寓言采用这种讲述方式：先是全面的阐述，然后是解释。比如耶稣的受难。他的殉难和复活正是先讲事件经过，再由保罗进行解释，并赋予其意义。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的结局也一样：赫尔克里·波洛先回顾所有的线索，再向我们揭示它们的含意。
“见证者的角色同样至关重要。无论是耶稣还是赫尔克里·波洛都无暇提笔书写。他们满足于生活在话语的世界。所以见证者变得必不可少，否则我们怎么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过这其实是水到渠成。一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出那么不可思议的事，人们觉得有义务作为见证。见过耶稣的人会在余生里向家人、朋友和陌生人讲起他，直到他们的话传到保罗的耳朵里，然后是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阿瑟·黑斯廷斯也是如此——他在众多的赫尔克里·波洛故事中扮演类似华生医生的叙述者角色，忠实程度堪比福音书的讲述者。
“但是，每个证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可靠的。我们在阿瑟·黑斯廷斯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总是比赫尔克里·波洛慢半拍，要靠波洛给出合理的解释。然后我们意识到愚钝的人并不只是阿瑟·黑斯廷斯。我们同样会遗漏线索，曲解事件关键，无法领会要点。我们也需要赫尔克里·波洛为我们解惑。耶稣的情况也一样。他身边围绕着数不胜数的阿瑟·黑斯廷斯，他们永远会遗漏线索，曲解事件关键，无法领会要点。他也需要向门徒解释一切，这样他们才能跟上他的脚步。即便如此，门徒的理解也多有偏颇，他们对于耶稣的言行无法达成共识。看看福音书吧：四本书，每本都和其他几本略有不同，每本都和其他几本有逻辑冲突，就像同一案件的不同证词常常互相矛盾一样。
“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里，凶手总比我们预想的离我们更近。想想《褐衣男子》《七面钟之谜》《三幕悲剧》《ABC谋杀案》，尤其是《罗杰疑案》——我只是随便举几个例子。我们的目光对于远方的恶魔很敏锐，但是距离越近，道德的近视就越严重。边界变得模糊，焦点难以辨认。于是当凶手揭晓时，你的反应是：‘你也有份，布鲁图？’ (12) 当犹大——好心的加略人犹大，我们亲爱的朋友和旅伴——被证明是叛徒时，门徒们一定也是这副表情。我们总是对于身边的恶魔视而不见，总是心甘情愿地把头转开！
“说到视而不见，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时总是身不由己。我们必须读下去。我们想知道是谁干的，怎么干的，为什么要那么干。然后我们找到了答案。我们惊讶于案犯的精心设计。啊，凶手的头脑多么冷静，他下手多么狠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