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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林枫在任期间利用各种手段侵吞公款五百七十万元，案发后偷渡澳门。警方在国际刑警的协助下经过三个多月的追捕，在澳门将他捕获归案，经过江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处死刑，于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在江州市执行枪决。同案宣判的还有另外四个人，分别以偷渡罪、窝赃罪、窝藏罪判处十二年至五年刑期不等。这是一个轰动全省的大案，在全国也有影响。曾一时，省电台、电视台和各种报刊纷纷连续报道此案，可谓人人皆知。
难道宋一坤与案件有关？夏英杰不敢往下想了。
“我与他，算是不远不近的朋友。”宋一坤沉思着说，“当年他当省劳模时我曾采访过他，便有了一些交往。我在省侨办工作期间也经常与他在场面上见面，关系更进了一层。我辞职后是他介绍我与王海和孙刚认识的，他们是林枫的上海同乡，在江州开餐馆十一年。当时林枫帮我贷款五十万元，期限为一年，王海和孙刚各出资两百万元。我们一起来上海办公司。协议规定我占百分之二十的股份，以智商投资为主，担任总经理。两年中公司盈利三百多万，现在那辆车和这箱钱就是我的收获。从这一点，没有林枫就没有我的今天。”
宋一坤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林枫帮我的动机可用三七开解释，三分出于友情，七分思路却在意大利，在叶红军身上、他是为将来的后路作感情投资。叶红军是我大学时的朋友，关系密切，他是以留学生的身份进人奥地利，后来移居意大利。这个人脑子灵活，善于交际，很有活动能力。”
夏英杰似乎领悟到一些东西了，问：“林枫案发后找你了？”
“如果那样，我还能坐在这里么？”宋一坤反问道。他摇摇头说：“我得到消息时他还蒙在鼓里。林枫出事前半个月，江州检察院曾来人向我调查那笔贷款的事，检察官来公司隐瞒了真实身份，临走时又要求我严格保密，否则要负法律责任。我意识到，林枫要出事了，而林枫这种人是决不会为几个小钱弄脏手的。于是我断定：只要他没有落网，就一定会来找我。当时表面上平静，可事态已经明朗了，林枫躲不过检察院，而我也躲不过林枫。”
“我能理解你。”夏英杰说，“帮林枫实际上已经救不了他了，而且你和叶红军都得搭进去。不帮他，你落个贪生怕死、忘恩负义的名声，对你这种人可能是个损失。”
“场面上的人全凭一张脸打发日子，失去了威望和信任，那就寸步难行。”宋一坤说完沉默了片刻，看着她的眼睛忽然问道，“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
对这种冷不防又包含多重意思的提问夏英杰丝毫没有准备，她愣了一下，不说帮，也不说不帮，而是说：“不知道。也许我举报，也许沉默。如果我能解开这样的难题也就用不着打你的主意了。”
“让谁解都伤脑筋。”宋一坤继续说，“我权衡一夜，认为只有监狱才能解决我和他之间的问题，而如果付出坐牢的代价，那就必须从全局出发，着眼于长远利益，把各方面因素都考虑进去。于是，我勉强制定了一个计划，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把材料员刘金龙辞退了，为下一步行动埋下伏笔。如果林枫直接被捕，那就是一场虚惊；如果林枫潜逃，他必然得有一个暂时藏身的过程，而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差把自己先一步送进牢房，即使他侥幸逃出去了，我也多了一个投资的朋友。”
“这个时间差不好掌握，稍有偏离就会弄巧成拙害了自己，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你当时在上海，怎么能及时得到林枫潜逃或被捕的确切消息呢？”夏英杰问。
“我在报社工作三年，熟人总少不了。对林枫这种重头新闻省报能落后吗？”宋一坤以反问的形式回答。接着说：“等林枫派人和我联系的时候，我已经失去自由了。因为辞退刘金龙在林枫案发之前，我被捕又在林枫派人来上海之前，所以没人怀疑这两件事之间有内在联系，人们只知道刘金龙因拿回扣被炒鱿鱼了，然后怀恨在心而举报了我。至于王海和孙刚出于感动而分担了四十万元的全部损失，这也是在意料之中。况且，那时他们正有求于叶红军，就更需要表现一下。”
夏英杰记得，刘金龙确实承认自己拿过回扣。她想：可怜的刘金龙到死都不会明白，他有没有拿回扣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符合整体计划的需要，他符合充当牺牲品的条件。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公司漏税的事。宋一坤什么都不说，只是启发、引导别人的思想，让别人用自己的头脑去推断出错误的结论。
她想了一会儿，说：“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王海和孙刚出国发展正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维也纳又是一座人人向往的世界名城，可你为什么反而说是坑了他们呢？”
“作为计划的一部分，我在举报自己之前给叶红军打电话讲了三件事。一、以访友的名义来上海，实际为了与王海和孙刚见面。二、王、孙二人早有出国之意，见面后必然会流露出此意，要答应他们。三、要尽全力在较短时间内把他们办出去。当时的情况，一方是有目的而来，一方是急于找出路，所以一拍即合。王海和孙刚回了出国梦，而叶红军也因此得到了一万美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