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正原是村里的一名轿夫。
他出生后不久，母亲就过世了。他的父亲赵永贵是个酒鬼，每天靠挖树根得来的一点钱，差不多都被他换成了酒，喝到了肚子里。赵德正五岁那一年，父亲在吐了满满一钵头鲜血之后，趴在桌上死了。村里那些有见识的人凑在祠堂里一合计，就由赵锡光做主，把他们家两间破砖房变卖了。大部分钱用来还债，剩下几文铜板，连棺材都置办不起。最后，他们好说歹说，从更生的父亲手里买下了一个旧衣橱，把中间的槅板去掉后，将赵永贵的尸体斜塞了进去，草草安葬了。村里人觉得帮人应该帮到底。过了头七，他们就派人把赵德正送到了江北的高桥，让他去投靠开豆腐店的舅舅。没想到，不到一个月，赵德正又从江北回来了。多半是他娘舅嫌他累赘，不肯收留他。
这么一个瘦骨嶙峋的孩子，连裤子都没有，成天在村子里晃荡，时间一长也不是事。几个好心人又来找赵锡光，让他出面拿个主意。那时，赵锡光因小老婆冯金宝刚生了一个死胎，心绪正恶，就对来人蹙眉道：“俗话说，救急不救穷。他们家的事，我已替他料理停当。他嫡亲的娘舅不要他上门，我有什么办法？随他去吧！”村里人只得转过身来去找赵孟舒。孟舒略一思索，就对来人建议说，不妨把这孩子安顿在祠堂里。看守祠堂的三老倌，八十多岁了，也正缺个帮手。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老人们因记挂着这个没爹没妈的小可怜，家里有了好吃的，总要匀出一点往祠堂里送。到了刮风下雪的冬天，村里穷人家的孩子也不一定个个都有棉裤穿，赵德正倒是一样都不缺，虽然是旧的，却也足以御寒。
大概是因为吃百家饭长大的缘故，德正成年后反而比一般孩子长得敦实健壮。他是村里仅有的两个能把碌碡举过头顶的人之一（另一个就是赫赫有名的小武松）。他平常除了给人抬轿之外，偶尔也会在邻近各村给人打短工。有时，也会帮人抬棺材。赵德正平常不爱说话，但性情刚烈。不论哪家有事请他帮忙，他总是随叫随到，分文不取，村里人倒也心安理得。每个人心里的盘算都是一样的：既然众人合力将这个孤儿抚养成人，如今已经到了他回报村人的时候了，让他卖点力气，理所应当。
转眼间就到了一九五〇年初。村里来了土改工作队。他们召集全村的男女老幼到祠堂开大会，推选农会主任。邻村为争当农会主任而打破头的事时有所闻，但在我们村，情况恰好相反。大会一连开了三天，就是无人愿意出头担任农会主任一职。工作队的干部们分头上门，挨家挨户地调查研究、说服动员，最终仍然一筹莫展。到了后来，就连村民大会都开不起来了，勉强到会的几个妇女照例是蔫头巴脑，一声不吭。工作队在村里呆了三个月，连个农会主任都选不出来，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情况逐级上报，一直报到县里的主要负责人严政委那里。严政委也不敢怠慢，二话不说，乘坐一辆吉普车，亲自来到我们村一探究竟。
据说，严政委是从徐蚌战场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脑子里还有一枚弹片没有取出来，什么世面没见过？他在村里东转转，西逛逛，见到人就拉住他们聊家常，不到半天的工夫，心里就有了底。
第二天早上，又开村民大会。村里的男男女女都想看看县里的大官长什么样，也不用敲锣，都早早地赶到祠堂里，听他讲话。严政委倒也没有多余的套话，一开口就单刀直入。他说：
“儒里赵村之所以三个月还选不出一个农会主任，是有人暗中捣鬼。有人暗中捣鬼，是因为他自己想当这个农会主任。这些人从旧社会过来，总是用老眼光来打量我们共产党人。他们认为，只要给我们出个难题，让我们出个洋相，给我们一点难堪，我们的事情就办不成了！事情办不成了，我们就会回过头去求他。三请四邀，三顾茅庐，还要用八抬大轿去请他出山，来维持地方（严政委说到这里，坐在前排的几个小年轻，都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来瞅着冯金宝。冯金宝则低声骂道：‘日你妈的烂屌芯子！看什么看？我脸上也没写着字。’）。好嘛，你不是要跟我们唱对台戏吗？我们就跟你唱一唱。你不是想让我们上门去求你当这个农会主任吗？我们偏不让你当！也罢，今天我们大伙聚在一起，先不选什么农会主任。选什么呢？就选村里最穷的人。你们村里谁最穷，就让他来当这个农会主任。本来嘛，新社会就是要让穷人当家做主，天经地义。谁最穷，谁就来当这个家，做这个主。”
严政委的这番讲话，是由父亲后来绘声绘色地告诉我的。他说他记得一字不差，恐怕有点吹牛。但村里其他人的转述，也大致差不多。严政委刚讲完话，红头聋子朱金顺就第一个站了起来，嚷嚷说：“若要论我们村里最穷的人，那就是赵德正了。根本不用选，这个人，穷得叮当响，打小没爹没娘，可以说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这一嚷，祠堂里传来了一阵哄笑。
严政委倒是不笑，他和工作队的几个人严肃地商量了一阵，果真就招呼德正站起来“亮亮相”。可惜，德正那天不在现场。他送一个会弹琴的和尚回镇江的金山寺去了。据说，那天傍晚，赵德正从镇江回来，听说自己